這一單元的論述，到這裏可以告結束了。我單獨探討這麽個論題，而且是半路出家，也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題了。我也不企望什麽邏輯上的嚴謹，淪述上的客觀，以及材料盡可能的占有。作為藝術的曆史，它憑借的不該全是邏輯的實證；作為哲學的曆史，當然就更不是繁瑣的考證——黑格爾說，那隻是原始的曆史。它隻是一種俯視，一種盡可能撥開雲霧的、模糊的、宏觀的把握。
其實，就是史書上的曆史，又何時能保證它的絕對真實呢？
孔子是標榜自己有史德，述而不作的，這個觀點發展到今天，一方麵，則是沒完沒了的對經典著作的注釋，對理論的探求停留在注釋上，嚴重阻礙了活生生的理論的發展。這已不必多說了。而另一方麵，其述而不作，說到底還是述而深作。他完全在他的倫理史觀的指導下，編纂了一部《尚書》，就摒棄了周的史記《逸周書》，在春秋、戰國時代，把（尚書》中的《周書》與《逸周書》同稱為《周書》，這為什麽呢？
原來儒家要托古改製，克己複禮——複的便是周禮。這就得給武王打扮一番，可（逸周書）上卻說武王伐封，“先人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告下車。而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械，折縣諸大白（懸其首於旗）。乃適二女（姐己和婪妾）之所，乃以先截人，燎於周廟”。又說，“武王遂征四方，凡憨（惡）九十有九國，域磨仁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把武王說得凶殘暴決，沒半點仁義，這豈能讓孔子容忍？
孔子這一增刪，也就毀了不少史料。曆史的可信性就大可懷疑了。
同樣，史學上標榜的太史董孤公開直書“赴盾拭其君”以示於朝；齊崔杆獄其君，太史兄弟奮迅執簡以往，直書其悖，雖被殺兩位，可第三位弟弟，仍將此事記下了……等等，我們細細想想，不正是因為這些事件符合其倫理史觀的需要，才記錄下來的嗎？否則，也該似孔子一樣，早給摒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