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天人”關係這一命題，便是中國人曆史觀的核心，直至當代仍有人試圖把它與“自然的人化”結合在一起，講到生態平衡、講到後工業社會，也把它講到美學史觀上來——但我是把它當做相當遙遠的未來而言，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津津樂道，以免造成某種曆史的錯位。
事實上，在中國曆史上，“天”的含意已經幾度演變過了。它一度是“神意”，是人格化的天，是上帝，是原始的宗教。如同恩格斯在《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說的：
事情很清楚，自發的宗教，如黑人對偶像的膜拜或稚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其產生的時候，並沒有欺騙的成分，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侶的欺作。
很顯然，開始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神秘的崇拜。是對自然的崇拜，幻想到自然的背後有神靈的支配。後來，則為統治者所利用。古史上的兩次“絕地天通”便就是如此。第一次，“古者民神不雜”，至帝擷頌時，因“九黎亂德”，鬧至“民神雜揉”、“民神同位”，神“無有嚴威”，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澳，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石第二次是帝堯時，因“苗民弗用靈”，出兵鎮壓三苗，“報虐其威，遏絕苗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尚書·呂刑》）。
而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這已有神一鬼（祖先）一人的秩序了。在《尚書·盤庚》中論及遷殷這段的理由時，更說：“先王有服，格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不承於古，周知天之斷命。月日：其克從先五之烈。”即指五次遷徙，均是“知天之斷命”。後來，成湯遷毫，果然興旺發達，得到了“天”的嘉美。這種天命史觀，與神意史觀完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