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從大自然中走出來的，人類社會被稱之為“第二自然”，這一深意，也許迄今仍未被人深刻理解。我們很難作出證明，在華夏的原始大地上，可曾有過類似赫西奧德長詩（工作與時令）中所描繪過的“黃金時代”，人類與自然融為一體，地肥水美，不愁吃喝，彼此間十分和藹，絕無猜忌、嫉妒之心——這已近乎於老子和莊子所描寫的“至德之隆”的社會了，但赫西奧德的“黃金時代”排斥了勞動，人隻是在大自然中享受，而老子、莊子卻一再強調勞動，並作為本能乃至於審美，似乎要高明一些，頗有點“共產主義”色彩。“黃金時代”的人死了要升天，成為神，莊子卻為妻亡鼓盆而歌，夠得上是“慶祝辯證法的勝利”。縱然如此，我們從中外古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都無一例外地看到了，他們對社會出現等級、宗法、專製等一係列異化現象，都是深惡痛絕的，他們懷念那種按照人的本性自然而然、 自由自在的生活，寧可喂了猛獸，也不願“人相食”——這太醜惡，太可怕了。
“黃金時代”也好，“至德之世”也好，不純粹是詩意的想象，是羅曼蒂克，而是人類的異化的一種對立的產物。輕率地斥之為複古倒退，隻是淺薄的表現。
莊子就借老腆訓斥子貢的口氣，橫繪了人類異化的可怕進程，我們在前邊己引用過了。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彼此間沒有親疏，互不非議指責，淳厚樸質；堯治天下，“使民心親”，人與人之間便有了距離；舜治天下，“使民心競”，人們開始竟爭、區分你我了；禹治天下，“使民心變”，人們各懷鬼胎，訴諸刀兵，殺盜不算殺人，為了建立個人獨尊而開始奴役他人，於是才天下大亂，孺墨皆起。
所以莊子怒斥道：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照，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潛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擾自以為聖人，不亦可恥乎，其無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