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幻想“禮治”，複興“周禮”，卻處處碰壁，感慨自己的一套要行不通了，須“乘搓浮於海”，逃之夭夭。
不管怎麽說，他的立足點均是在倫理道德的基礎之上。而道德的批判，往往是無力的、絕望的。因為道德的屬性，從來是保守、封閉與傳統的，它較之於曆史的批判，層次要低得多。我們從文學發展史上來看，凡是進行道德說教的作品，其生命力都極為有限。而曆史的批判（應當說，這正是深厚的現實主義的勝利）壓倒了道德的批判之際，作品的生命力——審美價值便高揚起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巴爾紮克的評價如此，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評價更如此。當然，我們並不可以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的審美觀移植於曆史評價及道德評價當中。不過，我們隻要仔細想想，在中國的古典名著之中，《水滸》對農民起義的現實的描寫，不是壓倒了它的道德說教——宋江的“仁義”麽？《三國演義》呈現的曆史，也遠比它的正統思想要有力得多。不消說，《紅樓夢》本身就是反道德、反傳統的，所以它達到了中國古代文學的高峰，而它卻做到了曆史驚人的真實，更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
以道德倫理為根基的曆史觀，不可避免地要與曆史發生巨大的、無法排解的矛盾，這也便是康德說的“二律背反”。所以，善從來就不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關於人性惡的思想，“是說出了一種偉大得多的思想”。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終結）一文中說：
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時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麵，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時某一神聖事物的衰讀，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秋序的叛逆。另一方麵，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