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諸子百家的曆史觀裏，首先意識到社會結構對曆史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而不是空談所謂道德教化作用的， 自然首推韓非了。不過，他的這一套與老子的“君人南麵之術”是有師承關係的。但是，並不是有人所說的，韓非是反道德、反傳統的革新者，以利害關係置於首位，把倫理社會溫情脈脈的道德麵紗撕了個粉碎。事實上，他重社會結構，恰巧重的是整個社會的倫理秩序無條件的強化，以社會結構的“禮”代替人們內心的仁義道德。荀、孟主張對不肖之君可以“易位”，是因為君不曾格物、致知、修身，以內心道德為標準，而韓非則主張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方為“禮”，哪怕這是“不肖之君”，這樣，他便極大地強化了君主專製，強化了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韓非在其《忠孝》中就闡明道：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明主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有，臣不敢授也。
這比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維護宗法社會的倫理秩序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孔子還強調君得有個君樣，名副其實，韓非可謂蠻橫不講理，說君就是君，沒有什麽個“君樣”，無所謂肖與不肖。所以，維護君的絕對統治，也同樣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韓非的這一倫理史觀，也就是建立在他的社會結構學上，力圖證明倫理與曆史的一致性。君主處於倫理的中心，無論怎麽做也是合乎道德的，因此，可以不惜搞陰謀、耍詭計，不是什麽仁義作為曆史的動力，而是陰謀詭計、人性之惡，才是曆史發展的根本原因。他這一套，與馬基雅弗利的“霸術”可謂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堪稱東方的馬基雅弗利。
他提出君可以不肖，正是建立在這種“霸術”的理論上——用韓非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抱法、行術、處勢”，即把法、術、勢三者相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