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屈原對自由的追求，對美的景仰總是要超過道德及功利的約束的。他永遠不可能在作品中絕對接受其所在時代的道德規範和功利目的。也正是這種追求與約束之間巨大的悲劇，才得以造就出劃時代的史詩般的作品來。沒有曆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這一悲劇因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偉大的藝術作品的誕生。托爾斯泰的《複活》中的懺悔意識，是屬於倫理道德方麵的，但瑪絲洛娃最後的歸縮，恰巧是對這一懺悔意識根本上的否定。聶赫留朵夫是無法跟得上曆史的……回過頭來，我們來看屈原的《楚辭》，主要是《離騷》，發掘當中的曆史意識與哲學思想，也就同樣看到了他對異化的憤嫉——發自於人的本性的對自由的冀求與對美的信仰，是如何與他所受的“禮治”思想教育產生巨大的、悲劇性的矛盾，從而倍感淒寂與孤獨，不為世人所理解。從這個意義上，把屈原歸於儒家、道家、法家或陰陽家，都是可笑的。他就是他，一個本質上是藝術家而非政治家的屈原。同樣，魯迅所說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千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文集·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絕非是為儒家的仁義道德唱頌歌。
這裏，我用了“本質上是藝術家”一語，倒不是因為我剛好寫了一位“本質上是藝術家”的一位政治家悲劇性的傳記，而是我覺得，藝術的本質是順乎自然、發乎感性，是情感的、反抗曆史地造成的異化力量對人的束縛、扭曲，而與搞政治去矯悄偽性，像苟韓一般冷酷、計算是格格不人的。一個藝術家搞政治，則必然失敗，因為他做不出後者的理智、冷靜的計算。這並不是目光短淺，缺乏理性，而是兩者的根本依據是截然不同的。文學藝術依據的是更高層次的審美原則，而政治講的是功利，哪怕是長遠的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