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孔子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不過是哀衰諸公中一位落魄者，終身不得其誌，到處出盡了洋相。所以，他對於死後的殊榮，則是不曾料及的。“子不語怪、力、神”。敬鬼神而遠之，卻萬萬沒料到， 自己竟也被定為“千古一尊”的神，教後人頂禮膜拜，曆史給這位大教育家開了個大大的玩笑。他叫別人不要這麽做，可後人卻偏要對他這麽做。他不信神，可別人把他當了神，而且愈當愈大，“屈於一時，伸於百代”，他成了眾多統治者的師表。
正如前所述的，道德或禮，從來是保守的、落後的、傳統的。一切即將覆滅的階級，其最後的、也是無可奈何、最無力的呻吟或掙紮，便是訴諸道德，要求人們繼續對其效忠，不要有不忠不義的悖逆之舉。而這時，畢生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子所鼓吹的“禮治”，便最投合他們的心理需要，他們抓住這根救命稻草就不想撒手，以致最後一同沉沒。
把孔子最早推向神的位置，也就是把道德倫理神化，置倫理於曆史之上，首功當推漢代的董仲舒。在倫理史觀的峰巔上，孔子成了素王，董仲舒的“廢默百家、獨尊儒術”也就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創痕，迄今不可治愈。
然而，正是董仲舒這一主張的確立，也標誌著倫理社會由盛及衰，倫理史觀已不足以製約時代，生氣勃勃的秦漢倫理社會，已趨於保守與沒落，所以才不得不改造和利用孔子的道德倫理思想來維持自身的存在。孔子愈被視為絕對權威，社會就愈是保守與沒落，這在中國曆史上幾乎已經成為了規律。所以，在西方文藝複興、進人工業革命之際，中國日趨落後，孔子便愈捧愈高，溢一號愈大得嚇人……
對於捧孔子的“始作俑者”的董仲舒，是不能不認真加以對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