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史上，有不少人我們很難把他說成是單純的史學家、哲學家或文學家。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特征。不過，從個人的內在氣質而言，三者還是可以劃分的。如果說，司馬遷看上去是個史學家，有《史記》為證，可從《史記》本身精美的文筆、出神人化的描繪等鮮明的文學性而言，我們卻又不能不承認，他較之史學家而言，更是一位具有宏闊的史詩氣質的文學家，因此，我們不能單憑他的“宣言”來評價他的曆史觀，而要看他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甚至連他本人也不曾意識到的曆史觀點。當然，我們不是說他沒有“史識”，他的確從平凡的史料中發掘出了不少深刻的、新穎的思想來，這已有定論了。但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卻還是不夠的。
同樣，王充的（論衡），作為一部“疾虛妄”的批判性的著作，固然有史論、文論，因而史學史、文學史皆不能不提及，可是仔細研究，它所具有的哲理性比其文學性、曆史性更強，王充作為一個哲學家而言，更有其卓爾不群的意義。所以，發掘這位哲學家的曆史觀，就更接近於曆史哲學的高度——雖然當時尚不可能有曆史哲學產生。
在這一小節裏，我們不想重複與倫理史觀的幾個典型論點相近的若＋思想家的曆史觀，不希望把這部作品變成教科書、麵麵俱到——這留待以後足以稱之為曆史哲學家的學者們去完成吧，當然這更是一項更為宏偉的工程，花更多的心血。我們隻期待提供一條線索，構造一個雛形，在曆史哲學前進的大道上墊一塊小小的基石，這就心滿意足了。
同漢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相領頑的另一條路線上，我們感到劉安的《淮南子》（非他一人所著，但代表他的思想傾向）的曆史觀有必要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