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一個獨特的、閃爍有絢麗的光輝的時期，幾乎可以與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媲美。
那是一個動亂不安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自由解放的時代。
在文學上，它被一代巨匠魯迅稱之為“文學的自覺時代”。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尤其以文學理論為盛，出現了《文心雕妙、（詩品）兩部巨著，詩歌和民歌的成就，更不讓位於先秦，為唐代的詩歌奇峰莫定了堅實的基礎，縱然有秘康等人被殺，但思想解放的大潮卻不可阻遏。
史學上，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過去中國之史界）中說：“西晉六朝，百家蕪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可見，當時史籍盛極一時，風起雲湧。“才堪著述，學綜文史”者數不勝數。其原因，則是漢代嚴厲控製史家修史的局麵被打破，又有著司馬遷等史家巨著的影響，加上動亂年代王朝迭起，“曆史”豐富，均需彰其開國的功德，鑒其亡國的教訓。但是，從根本上說，仍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哲學上，這一時期也開了一代新風。漢武帝將儒學“定於一尊”的絕對統治地位業已崩波，並且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被神化的“名教”聲譽掃地，由神學而玄學，這是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魏晉年輕的哲學家王弼，人木三分地指出名教的虛偽，說其“崇仁義，愈致斯偽”，“巧愈精思，偽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勒”（（老子微旨略例》）。被“罷默”的百家又重新活躍起來，許多幾乎已泯滅或消沉下去的學派再度崛起，曹操、諸葛亮則宣稱崇尚法術，有“魏之初霸，術兼名法”之說。劉陶善論縱橫，王衍亦如是。連墨家也為人所善，管寧亦“韜謐孺墨”……
試想想在我們“五四”前後的短暫時期內，軍閥混戰中，思想界也是如此活躍，老百姓自己辦的報刊就上千種，縱然有李大釗等人被殺，但這仍給中國帶來了思想解放的先聲。混亂相對帶來了失控， 自然的法則便起作用了。順其自然，是中國古代哲人最有價值的遺訓，魏晉時期的混亂，給玄學提供了衍生的機會，人們厭惡了人為的爭鬥，求救於自然的清平和諧。漢末的思想家仲長統索性把曆史描繪為亂一小亂一大亂的過程，推倒了天命循環論，提出了曆史的悲劇論。在他的《理亂篇》末處，他揭示了“變而彌猜，下而加酷”的亂世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