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玄學盛行之際，來自印度的佛教經中亞細亞及繞道蘇門答臘、馬來半島， 自越南而傳人了中國，水陸二路並進。一般認為，佛教是在東漢年間傳人中國的，在魏晉南北朝之際驟然間興旺發達起來。東漢曾規定漢人不得出家，“世人學士、多譏毀之”（《牟子理惑論》），但魏晉以來則出現失控，佛教由此迅速地由默默無聞而變得聲譽鵲起，在唐代達到了鼎盛時期。
如果說春秋戰國是中原文化大融合之際，達到了先秦時期我國第一個文化高峰，那麽， 自魏晉至隋唐，則是亞洲文化的一個大融合，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產生了第一次碰撞、融合，由此造就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又一個高峰，在曆史上又一次出現了“激活”的效應。
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要在新的地方立足，它就必須找到它在此地的對應點，引起共振與共鳴，否則便會被絕對排斥在外。東漢末年，由於孺學獨尊，佛教受到種種限製，是得不到社會重視的，儒學的人世精神，又恰恰與佛家的出世完全對立，所以“儒林之所說，未聞修佛道以為貴”（《牟子理惑論》），佛學始終湮沒無聞。
有人說，佛教本身具有一種潛在力，其傳播與滲透是超民族、超階級的，這未免說得神乎其神了。就拿中國來說，佛教的迅速傳播，不外乎基於兩點原因，一是魏晉的現實，二是玄學的興起。前者是現實的基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人們在塵世沒有一點希望之光，於是便祈求來世的光明。‘政刑謬亂”、“民不堪命”、“人人厭苦、家家思亂”，老百姓再也不相信統治思想中粉飾現實、 自我欺騙的一套東西了。佛教承認現實世界就是一個“苦海”，所以多多少少先講了幾句真話，不能不在人民中引起同感，它便有了立足之地。後者則從文化的角度而言，玄學也講究出世，講究超脫現實，許多傳譯佛學的僧侶，則利用中國人習慣的玄學的概念來譯解佛學的理論，由文字“格義”到思想會通，先依附於玄學，再進而與玄學合流。也就是先披上中國文化的外衣，再取而代之——事實上並不曾這樣，而是被改造為中國化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