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到柳宗元、劉禹錫，這是認識激活中的唐代的文、中、哲三家曆史觀的一條重要脈絡。唐初八史——指紀傳體前代“正史”：（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以及《晉書》、《南史》、《北史》之餘，其史學家巫待有一個理論上的總結，這時，劉知幾的史學便應運而生了。劉知幾私撰《史通》，這己是一個大膽的行為，也反映了在佛、道兩家影響下的史學界當時的情景。所以，他的曆史觀點，尤有突出的意義，是對倫理史觀一次有力的、全麵的批判。
劉知幾最為鮮明的是“疑古”、“惑經”的反傳統精神。
在倫理史觀指導下，儒家編了一大套堯舜禪讓、伯益讓君、伯讓國、文王事殷、湯武征誅、周公大義滅親的典故，用以美化、強化三綱五常的秩序，對此，劉知幾一概加以懷疑，加以批駁：“觀近有奸雄奮發， 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默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曆代，往往而有。”所以，“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挨，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傳虛語耳”（（疑古））。
他直批孔子，說孔子講“湯放榮於南巢，惟有慚德”是虛，“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雲慚德！”孔子篡改曆史可見矣。
這裏不一一列舉劉知幾“疑古”的內容，總之，他一針見血指出孔子修《春秋》，非但做不到“善惡必書”，而是處處“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並拿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鐵證。他毫不留情地撕開了倫理史觀下古代史所蒙上的溫情脈脈的麵紗，還其醜惡的本來嘴臉。
因此，在天人關係上，劉知幾是主張“天人相分”的，天象與人象無關，決無“天命”。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