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進人晚唐，被外來文化“激活”的欣欣向榮的氣象已不複存在，各種消極因素紛紛滋長，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由鼎盛而走向了沒落。政治動亂、國家分裂、篡權就君、綱紀敗壞、戰火不熄，幾乎近百年間，分出了不少國家，更迭了好些朝代——’這便是以“亂”著稱的五代十國。君臣、父子的宗法倫理關係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贏弱的宋王朝建立後，其國家政治狀況已遠不如漢、唐了。為了鞏固大一統的局麵，維護其王朝的穩定，宋太祖不得不乞憐於倫理綱常秩序的重建，以加強思想上的控製。
於是，中國社會進人了被稱之為“務實”的“後儒”社會。
顯而易見，僅限於君臣、父子倫理關係，已不足以控製整個社會了，何況玄、佛兩家的本體論，已對這種關係予以了極大的衝擊，幾欲陷於崩潰。所以，倫理史觀或道德哲學——曆史哲學，不足以適應這麽一個“務實”的後儒社會。要進一步強化皇權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就得對隻注重倫理實踐的前期儒學或倫理史觀加以改造與熔鑄，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於是，實用理性史觀或實用理性——曆史哲學，便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
有人說，自先秦以來，中國就存在這種實用理性主義思想，這話不假。《老子》一書，滿可以視為“君人南麵之術”。但是，把實用理性引人曆史哲學之中，這畢竟是“後儒社會”的事了。在“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倫理社會中，以孝為先，恐怕更重的是倫理秩序與曆史的關聯，而到了宋代，已感到這種倫理秩序不足以維係皇權統治，實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風。
儒家，曆來是重於倫理實踐而疏於哲學上的論證的，也就是說，它缺乏一個理性的提煉或升華。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等都沒有理性的內容，更談不上精巧的哲學思辨。作為實用理性初期階段的宋代道學，則是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核心，以精致的哲學思辨為理論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它立足於倫理實踐內容，吸收了佛、玄（或老莊）的思想營養，開始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