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穎、程頤，即二程，是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故人們把他們和朱熹聯係在一起，將他們的理論合稱為“程朱理學”。二程師事周敦頤，也繼承其父親程晌，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數月之間，章數十上”，他把新變斥之為霸道，謂“治天下者，必先立其誌。正誌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王也。”由此可窺其中觀。
為了拯救日見頹敗的末世，他們提出了著名的“天理說”——周敦頤將“太極”作為世界的本體，邵雍將“太極”歸之於“心”：“心為太極”，或道：“道為太極”。他們則把“心”及“道”歸之於“天理”，程穎頗為得意地說：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二程全書·外書））
從而將“天理”作為其理學的基本範疇，為程朱理學這一官方哲學奠定了基礎。
天理雲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萊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它元無少欠，百理俱備。（（二程全書·遺書》）
那麽，這“理”又是什麽呢？程穎說：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二程全書·遺書））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程全書·遺書》）
說來說去，這便是倫理綱常罷了。但這不是過去儒家簡單的說教，而是有著“格物致知”的邏輯過程的。“格物”即“窮理”：“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而理在自然則為不可抗拒的“命”，理在社會便是行為準則之“義”，理在人便為先驗之性，理寓於身便是主宰之心。“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二程全書·遺書》）。因此，服從封建的倫理綱常，無論從外及內，均是天經地義的。所以，程頗提出了“性即理也”之性，這是合乎“天理”的。“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二程全書·遺書》）。而另一種則是“氣察之性”，“氣有清濁，察其清者為賢，察其濁者為愚”。“有自幼而善， 自幼而惡，是氣察有然也”（《二程全書·遺書））。所以，性又有善惡、賢愚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