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視作“17世紀中國的民權宣言”，恐怕一點也不為過。後來戊戌變法中的主將之一梁啟超在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就說過：
《明夷待訪錄》對於三千年專製政治思想為極大膽反杭。在三十年前——我們當學生時代，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
這部光輝的著作，則在於它向封建專製主義、向君權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成為民主啟蒙的第一聲春雷！
他縱觀一部中華民族的曆史，一一列舉君主政治的危害性，公開呐喊：
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原君》）
他把當時美化封建君主的言論——諸如朱熹的君主“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純德”等等，打了個落花流水。
他認為，上古之世，之所以設立君主，是為了天下興“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而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所以，那時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但隨著曆史發展，這種主客關係給顛倒了過來：
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是以其未得之也，茶毒天下之肝腦，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曾不慘然， 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樂，視為當然， 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原君））由此，他指出：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