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前曆史行學時期中的代表人物，我們還有必要再提那麽幾個人，他們或是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或是諸家集於一身。正如其中之一——顧炎武所寫的：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
離懷梢濁酒，愁眼見黃花。
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
多蒙千裏訊，逐客已無家。（《酬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處於朝代興廢、社會動**的年代裏，上列這些人的命運較之李蟄、黃宗羲、方以智等都好不了多少。我們就從顧炎武說起吧。
在顧炎武的史觀裏，他首先承認“私利”的存在及合理性。所以，他與黃宗羲一樣，假複“三代之古”而提倡新的主張：即均貧富以安民：“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不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日知君》）因為：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音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
為此，得“寬以愛民，務農重穀”，不要剝削過重；他還主張放手讓“民”——工商業者得其利，“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反對“官專其利”，進而反對君主專製。他認為盡天下之權收於天子一人是不可能的，若集權一人，就不能不“多為之法”，結果便是才智者“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競競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末了，不僅應允許“庶人議政”，還得允許“湯武革命”！他超出忠君思想，認為要忠於民族。他認為，曆史也仍是“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生萌焉”。並預見到了“大變先王之禮”的發展。
顏元的史觀，更進一步以“功利”為核心。他反對童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針鋒相對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道與功，義與利，本身是統一的：“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言行錄·教及門》）他認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義的富國強兵、獎勵耕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