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即萬曆年間，曾有過一段開放，著名的學者、傳教士利瑪竇等亦先後來過中國，在這之前，亦有過曆法依西方科學的改革、鄭和三次下西洋……這些，與明末李蟄、黃宗羲等人的啟蒙思想是息息相關的。本來，在西方文藝複興及工業革命之際，中國的曆史也同樣會出現一次新的“激活”，與世界的發展同步，但是，後儒社會的內窒作用，加上明末的腐敗導致農民起義，吳三桂引清兵人關，並人主中原。中國的啟蒙思潮不但沒能發展，相反為之夭折，曆史又停滯了。
清朝與西方的先進文化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找不到契合點，與此同時，清統治者深怕漢人與海外通聲氣，推翻其統治。因此，它一方麵閉關鎖國，不讓西方文化流人，另一方麵又想懷柔漢人，畢竟，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接近得多，更符合其昏耽無知、妄自尊大的遊牧民族心理，於是，清朝便以“天朝上邦”自居，自認為世界的中心。外國人來通商，非要說成是“進貢”，友好來訪，也得讓人“三跪九叩”，這些，己有不少史著描述過了。這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便開始落後於世界先進的國家，從而陷人了被動挨打的局麵，中國社會終於淪為了半殖民地社會。可見一個時代的曆史意識、哲學意識，對國民心理造成的影響有多麽之深。
直到鴉片戰爭前後，即19世紀中葉， 由於國內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業在艱難中的萌芽，由李讚、黃宗羲所引燃的啟蒙思潮，才又一次**，並且由於形勢，變成救亡圖存、變法維新、反清革命的大森。於是， 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短短八十年間，啟蒙思潮每每越過了西歐幾百年的發展曆史，從不完備的曆史哲學走向了不完備的唯物史觀。中國的哲學在此期間沒有出現大師，沒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時間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勢的驟變、各方麵的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許可以這麽說，整個近代，都在呼喚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及大曆史學家，可由於條件不成熟，始終處於“呼喚”的階段。一個民族的大災大難惟有真正過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曆史反思，而在動亂之中，現實的迫切需求壓倒了一切，人們還來不及深思熟慮，也來不及真正、全麵把握一切曆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