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僅三十年，由於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的發展，國內的有識之士，逐漸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維新派出現了。他們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要按西方先進的社會製度，變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並且將這一主張付諸於實際的行為。
這就是19世紀末有名的戊戌變法，它始於1895年5月的“公車上書”，而終於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維新”。它給曆史真正打上了近代的標記，是中國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曆史舞台的禮炮。
作為戊戌變法的主要領袖的康有為、梁啟超及代表人物譚嗣同的曆史觀特征，縱然有不少差距，各自最後歸宿也有所不同，但在維新的立場上，卻仍是大同小異的，所以，以他們三人及嚴複為近代思潮的正式開端，該說是比較合理及嚴謹的。他們憑借“物競天擇”的進化論，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統治者的曆史觀；他們介紹天賦人權，強調民權思想，與封建君權相對立；他們宣傳盧梭的《民約論》，用以否定君權神授之說……可是，他們隻走至君主立憲這一步便站住了，並沒有得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結論。由於曆史的積澱，他們的新史觀裏，仍包含有許多傳統的東西，而這些，隻能證明，在近代史觀裏，一切都沒來得及走向成熟與完備。
尤其是康有為，在極力鞭撻兩千年來曆代“工者禮樂製度之崇嚴，鹹奉偽經為偽法”的同時，卻來了個“托古改製”，不僅為“罷黝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立傳，而且鼓吹儒家經典中的堯、舜、文王，此乃“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可悲的是，他不是假孔子之名來行君主立憲之實，而是真誠地這麽認為；不是迫不得已披上古裝，而是從古代史觀中尋找他的寄托——句話，儒家的複古主義改造了他的資產階級曆史進化觀點，最後他才淪為了保皇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