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與康有為齊名的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尤其在史學方麵，造詣頗深。他作為康有為的弟子， 自然是比康有為走得更遠一些，不少思想史、哲學史由於康有為，而忽略他的存在，尤其忽略他在民主啟蒙方麵往前更推進了一步，這是不公平的。
他與譚嗣同一道組織南學會、辦《湘報》、《湘學新報》，宣傳變法，鼓吹“民權”，其影響極大，尤其是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更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在近代三大運動中，這一運動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績的。
他同樣以“公羊三世說”來宣傳進化論，並進一步論證民權政治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他把人類的社會製度說成有三個階段，一是多君為政之世，二是一君為政之世，三是民為政之世，三世相遞，循環前進，所以，“民為政”則成為當時世界的曆史潮流，各國的必由之路，所以應順應潮流，他說：
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則蒸蒸相通，不得不變，不特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即各地“土番野搖”亦當不變，其不變者即漸滅以至千盡，此又不易之理也。（（與嚴幼陵先生書））
因此，民權政治，勢在必行，不可阻擋。
他在《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文章中，較為係統地表達出自己的曆史觀——“心力”史觀。
他認為，“曆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理之發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之“心力”，頗可以與黑格爾的“精神”或“理念”相比較了：
曆史純為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而個性直可謂之無一從同。
他進一步認為，曆史發展的動力是思想，即個性、學術等等：
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