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評述了幾位政治家，對曆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英雄人物的史觀。由於處於激烈的曆史演變的旋渦裏，一般來說，作為政治家的曆史觀念及思想意識，很難有成熟、完備的形態，並形成其完整的理論係統。這是不可以苛求他們的，正如古代一樣，作為周文王及秦始皇，漢武帝及唐太宗，並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思想家來評價。奇怪的是，到了後來，竟非要把類似於他們的領袖人物，在肯定了其政治作用之後，竟還要把其進一步完美化，似乎成了“全人”，又是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乃至於曆史學家、文學家、詩人等等，來了個“君師合一”。而“君師分離”一說，則古已有之。這種變化說明了什麽？是進步還是倒退？是後來的帝王或領袖，都真正成了“家”呢，還是強化統治的“曆史需要”？都是。光是“君”，已不足以懾服人民了，所以得蒙上“師”的聖哲色彩？——這是否針對人民的覺醒而進一步給君主專製打強心劑，乞憐於“師”的威信？一方麵是覺醒，另一方麵是強化愚民政策，一方麵是進步，另一方麵則是大開曆史倒車——使君權神化、聖化、無所不化……
就拿康、梁、譚而言，除開梁在曆史哲學、民主啟蒙上相對要成熟一些外，康、譚二人，恐怕很難概括出其思想體係來，也沒必要給他們編造出一個體係。在充分肯定其曆史作用之際，我們該做的也已經做了，再做，就是拔高，就要違反曆史真實了。
因此，我們在這裏，就很有必要對當時的真正的“師”——學者們的曆史觀辟一專章進行論述。可以說，這些人的史觀要相對完整一些，也深刻一些。
例如，我們在這一部分關於史觀發展的論述中提到，明末李蟄、黃宗羲等人的觀點，甚至比清末龔自珍、魏源等啟蒙思想家要走得更遠一些。如果我們進一步加以探討、研究，也就可以得到更新的曆史結論。我們完全可以說，李、黃兩位的曆史觀，是植根於明中、末葉的經濟、政治形勢的，隻有在經濟、政治提供相當充分的思想材料之際，才有他們的史觀產生，史觀總是後於經濟、政治現實的。可是為什麽史觀產生了，政治、經濟又來了逆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