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幾位學者齊名的章太炎，可以說是我國啟蒙思想家中別具一格的學者。他被魯迅稱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在學術上頗有造詣。可在政治生涯上，卻兒度曲折，先由一位封建學者，轉變為維新變法的鼓吹者，後又同康梁改良派決裂，力主暴力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同伍；可辛亥革命時期，卻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擁護袁世凱，後又在“二次革命”後被袁所囚；最後，他終於走了前幾位的老路，複古讀經，“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這位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一度人獄從而聲譽鵲起的革命家、大學者，為何會走了這麽一條路呢？
隻要我們仔細研究他的曆史觀，就不難看出一點端倪來。作為一位國學上頗有名望的樸學大師，他的史學理論與史學成就，顯然又比梁啟超等保守，這與他鼓吹“暴力革命”相比，似乎又顯得十分奇怪了。
他在史觀上最為突出的理論，便是他有別於他人的“俱分進化論”，這個論點及其所依據的理論體係，可以說是他一人獨創並完成的，具有鮮明的曆史特征。
他的“俱分進化論”，說的是善、惡俱進。也就是說，他看待曆史的發展，是從道德評價的角度上人手的，用道德來評價、批判曆史。他甚至比孔老二還講道德——儒學可以說也是一種以“禮”為核心的學說，儒家的曆史觀是與道德哲學即倫理學緊緊結合的，我們在古代史觀一章中已闡述過了。他卻批判孔子、儒學，抨擊其“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諸子學略說》），於是，作為道德警察巡回於中國幾千年的孔子反而成為不道德的了。
他提倡的似乎是更高級的道德：“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他倡導佛學，講的正是佛入地獄的道德精神和眾生平等的道德理想，他肯定墨子的“兼愛”和苦身勞形以憂天下的道德，“非命之說，為翠家所獨勝”，可惜“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