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墜人到一組曆史人物的雲霧之中（本人近作（潘氏三兄弟》，已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三潘即潘漢年、潘梓年、潘寂）。他們自晚清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長征、西安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後的不同曆史階段中，大都處於曆史的“風口浪尖”上。他們的建樹與不幸、深刻與無奈均是無法切割開的。他們就是整整一部曆史，是中華古國20世紀斷代史上的啟示錄，他們身上折射出的曆史信息，比他們所經曆的一切要豐富得多、也沉重得多。他們不單純是曆史的比例尺，所以，把他們說成是某段曆史的縮影，就已經造成了遮蔽。當我選擇這些人物時。我並沒意識到這些。一個人的曆史不僅僅是曆史大廈中的一片瓦、一塊磚，他的傳記也決不能是史料的綴合，一位隻會編輯、組織與縫合史料的傳記作家，是永遠不會理解曆史的。我國著名的革命家、曆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李大釗就曾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西方分析的、批判的曆史哲學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也猛烈地抨擊了“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強調要問一個史實“意味著什麽”，隻有這樣，才能“走出了剪刀加漿糊的曆史學的世界而步人另一個世界，在那裏曆史學不是靠抄錄最好的資料的證詞，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結論而寫了出來的”。（科林伍德：（曆史的觀念），第24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所以，當我完成這部傳記時，就問了自己一句：什麽是曆史？
競無言以答。
我能以三言兩語作出概括麽？
對於我來說，它恰如一個永恒的謎語，多少人的探究無以達到它的底蘊，但它又並不是絕對不可知的；它甚至是一個禪宗的公案，處處是機鋒與棒喝，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一說出來就成了限製，“是”便成了“不是”，反而更加不可捉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