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梁啟超曾指出：
中國於各種學問中，帷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帷中國為最發達。（《中國曆史研究法》）
然而，有發達的史學，並不等於有先進的曆史觀的指導。縱觀一部中國史學中，我們不能不感到史學研究中這種“貧血”的現象。連章學誠也指出：“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是言史學也。”《浙東學術》作為章學誠的本意，則是反對空談理性的宋明以來的理學。但是，“六經皆史”，“六經皆器”，在另一個意義上，他則是把史學置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大係統之中加以研究、探討，開拓了史學的新視野，把“聖典”還原為“政典”、“法憲”，“其所以原民生與利民用者”，“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謂以明道也”。這已經接近於近代的曆史主義了。
當史學家以某一種史觀編纂曆史之際，其時的曆史，也正是按這種史觀在創造與演繹的。且不說前已提到的司馬遷作《史記》，為“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著《漢紀》的荀悅，則要以西漢的盛衰“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而昭之以東漢統治者，“君子有三鑒：鑒乎人，鑒乎前，鑒乎鏡”。《貞觀政要》則要從前朝的“危、亂、亡”的慘重教訓中，求得自身的“安、治、存”。《資治通鑒》則開宗明義，“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上助聖明之鑒”。
然而， 由於中國文化機製的製約，他們都未能提高到理性思辨的高度，未能從具體經驗上升到抽象思維。史學家們往往將畢生精力花在訓話、勘誤、注釋等土麵，探幽入微、腳踏“實地”而絕少撰寫出史學理論方麵的著作，缺乏宏觀的把握以及理論上的探討。因此，很難形成中國的曆史哲學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