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一次談到了曆史的超前意識。
講烏托邦，尤其是道德的烏托邦，這已比涉及倫理與曆史之間巨大的矛盾向前推動了一大步，也就是說，曆史的判斷或曆史的價值，是高於道德判斷與價值的，但是，曆史的判斷並不完全是功利性的，不完全是“重義賤利”的反題，例如，它對失敗的先驅者的肯定。
我們在這裏，就又必須引人審美判斷了。審美不僅與倫理相連接，也與功利相連接。把審美判斷引人曆史評價的範疇，這便有了嶄新的曆史觀的誕生。
對於倫理史觀的否定，是曆史的前進。毫無疑義，在倫理史觀裏，以善為美，以善取代了美，也就否定了美，但它首先是否定了功利，不要功利。在物質貧乏的古代社會裏，正是“劄”確保了統治者的權利——這也正是他們的道德基礎， 口口聲聲的“善”、“裏仁為美”，勸戒對統治者節製、忍辱負重，不越過任何等級的規範——這裏多說一句話，一個爭權奪利最甚的社會，往往是物質最貧乏的社會，是比經濟社會、知識社會低很多的檔次。在訴諸道德愈厲害的時候，社會的“不均”隻是表象，骨子裏是可怕的貧困。
孔子的“禮治”思想就是這麽產生的。
所以，它的“善”——道德說教，就如同在柏拉圖那裏一樣，具有相當反動的內容，迄今仍是“左”、是僵化的根源。它似乎道貌岸然，鄙夷人世間的一切功利，卻要把人類社會拉向貧困與落後。
縱然美學史觀不同整個道德相對立，但是，它畢竟是與道德家的思想體係——尤其是作為統治用的思想體係完全對抗的。
所以，美學史觀與道德倫理是相聯係而又相對立的——多少偉大的作家都被斥作不道德，如曹雪芹等，但他們在作品中恰恰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趨勢，而莊子的“不道德”，也恰恰揭露了異化社會“諸侯之門仁義存焉”的真相；相反，凡是喋喋不休進行道德說教的作品，其審美價值又能有幾何呢？試想想十年浩劫中的“遵命文學”、“幫派文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