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匆匆地跨過了西方自神權社會及君權社會向當代工業社會的幾百年的曆程，但是，無論在物質財富上，還是在精神上，這幾百年並非一下子全跨過去了。衛星可以上天，但山區仍得肩挑手拉；握縱自動化儀器的人，頭腦中卻仍可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巨大的反差，不僅在物質生產上，尤其在曆史意識上。
超越人的功利意識的生產方式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奴化，一種是自覺，前者可以說是“道德”的，後者才是美學的。本應是唯物史觀在起主導作用之際，否定功利，該怎麽激發人們的生產熱情呢？顯然，美學的追求是不可能的，因為功利不是被包含而是被否定，那麽，曆史隻能倒退到道德的“感召”，祈求於喋喋不休的道德說教，行孔子的“有為”——接二連三、迭起不衰的政治運動，用以來強製或刺激群眾，以超經濟的力量去搞經濟，這就不可避免地違反經濟規律，也背離了唯物史觀本身。
但是，領導者本身卻又是一個激烈的反孔思想家，他決不會認為這是孔子的思想在起作用。他是以未來美好的藍圖來召喚人們的創造**——而客觀事實上，則又不得不落人到道德批判的水準上，在一個沒有民主監督與輿論監督，沒有完養法製的超前的理想社會裏，舊的腐敗墮落、擅權、言僚、化公濟私、裙帶關係等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不得不訴諸道德的批判——所謂大揭發、大批判、大清查之類，其性質不就是這個麽？
由審美追求開始，落到道德批判——那是一種無力的、亦是無可奈何的手段，無論它表現得多麽激烈——這卻是曆史注定了的。山反孔落到了實質上的儒化，這是說明了儒家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還是曆史的錯位？
津津樂道這種生命力強大的人，恰恰沒看到這種錯位，因此，他們口頭上說“新文化”，但實際上連新文化為何物都沒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