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才能真正算做“五四”以來新文化的繼續。
有人把“文革”算做“反傳統主義”的繼續，這顯然是知其表而不知其裏，為儒家文化的再度興盛而埋下了伏筆或留下隱患。這便是“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隻停留在感性的批判而未來得及上升到理性的批判所造成的曆史的遺憾。
不，不僅僅是遺憾，而是後患。
所以，我們目前還隻能在清除後患中前進，創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在今天也仍舊是一個開始，還談不上使其形成一個全新的整體，用以抗衡已反複修補的傳統文化。曆史的重任，也許不是我們一代人所能肩負的。
不需要許諾，不需要天花亂墜的描繪，什麽柏拉圖的“理想國”、什麽“紅彤彤（血色）的新世界”、什麽“天國”、“天堂”，都是災難的人日。
烏托邦的實施，便是反烏托邦的開始。
如同霍爾德林所說的：
常常使一個國家變成地獄的，正好是人們試圖把國家變成天堂的東西。
創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也應是如此。不可以所謂“參照物”來剝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及改變一個民族獨立發展的道路。但也不可以把自己民族過去已造成危害或變得僵化了的東西當做所謂“國粹”加以禮讚——從曆史上看，兩者都是行不通的。
今天，仍是唯物史觀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不可以逾越，曆史的超前意識如同烏托邦一樣，隻會造成“似曾相識”的複辟與倒退。
從史觀人手，我們可以從更新或更高的角度上去鳥瞰我們的民族文化，對現實有更清醒深刻的認識。同時，對我們文學的現狀，也有極為重要的批評意義。要使新時期文學能出現曆史性突破，不在曆史哲學上下功夫是辦不到的。
作為一位作家，我之所以“半路出家”，寫這麽一部曆史著作，其用意就在這裏了。當然，我決不能以藝術家的羅曼蒂克，來進行這樣一種理性的創作；如同一位政治家，不能以藝術的詩情，把千百萬人投入一場血與火的實驗之中。曆史當然有實驗，可不能再把人類當做實驗品，視人命若草營，帝王時代這麽做，也許無人非議，今天，卻是不行了，曆史也變得自覺了，曆史的譴責不會推移很久，而會迅速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