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嚐試變換一個角度，從文學切人到曆史之中，尤其是在論述自然曆史階段的時候，我以為這有更充足的理由。
因為文學，在其最根本的任務來說，就是對人類異化的抗辯。作家的痛苦、孤獨，則是他從內心深處是屬於那個自然的、未被異化的世界的。當專製主義者異化為權柄，行使暴政，當勞動者被異化為牛馬、為機器，麻木遲鈍之際，當商人異化為金錢，卷進生意來往，當資本家異化為資本，投人了增值的競爭……他們可謂忙忙碌碌、熱鬧非凡，他們是不會有孤獨、寂寞之感的。人們不難發現，孤獨、寂寞係每一名真正的作家所具有的，老子、莊子、屈子，一直至李白、杜甫以及現代的魯迅、巴金……概莫能外。他們是異化了的社會的天生的反對派，他們的悲劇意識之所以是永恒的，因為這不僅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換句話來說，缺乏悲劇意識的作家，隻會被曆史所遺忘，不會在人類曆史上留下任何痕跡，因為他是與曆史格格不人的，而不是相對立的或相一致的。
所以，這種孤立感則是人迫於曆史的異化力量。人的天性總是渴望自由的，因為異化，這種天性被壓抑了、扭曲了，於是，文學中的抗辯便更為激烈。
《莊子》，如果我們把它看做文學的話，這便是剛剛被異化的人提出的最早的抗辯。當然，它也可以被看做是哲學、曆史及思想方麵的作品。正如郭沫若先生說的：
莊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確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他不僅是一位出類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學家。
但“特異的存在”似乎有點不確，莊子應當是一個必然的存在，否則，他就不足以影響整整一部中國的文化史。而對於他誕生的那個曆史時期，他更是理所當然的。
無論是他的《逍遙遊》，抑或《秋水》，以及《內篇》中的所有作品，還有尚存疑的《外篇》的許多精品，都是那麽充滿了奇特的想象力，那麽出人意料之外的機智而又雄辯地突破了僵化的概念和定義，把任何固有的思維方式及處世哲學痛快淋漓地打了個粉碎。他駕馭著未曾被捆綁起的思考，讓想象力獲得空前博大的自由——“不物於物”，“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大有當代解構主義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