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二年（1886），撰《教學通議》，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9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隻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範。經書中的典章，是“周公經綸之跡”，“周公以天位而製禮，故範圍百世”。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製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使“教學大備”、“官師鹹修”的。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崇拜的對象，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時王為法119 9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
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鑒於中法戰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境，民族危機嚴重，趁赴京應試的機會，於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書變法，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議。他痛言帝國主義的侵逼，指責頑畝派的“酣嬉**，苟安旦夕”，批評洋務派的“洋差、洋務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但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且備受頑固守舊分子的嘲笑和攻擊。這使他認識到找尋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緒十五年（1889）秋，康有為離開北京，年底，回到廣州。次年春，移居徽州會館。這時，他晤見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經學家。今文經學是講究“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一方麵感於“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另一方麵受了廖平的啟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如今文經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這樣，他便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論政，由以往的崇《周禮》、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將今文“三統”說闡發為“改製”、因革的理論，將今文“三世”說推演為“亂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係統，“愈改而愈進也”。還寫了《毛詩偽證》、《周禮偽證》、《說文偽證》、《爾雅偽證》等攻擊古文經傳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