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後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隻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
接著，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後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讚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讚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後“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說明“受衣帶之詔，萬裏來航，泣血求救”。
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孫中山複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複辯論至3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日：“今上聖明，必有複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鎦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