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複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舍身救民之聖主，去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遊移，再三“布告同誌”：“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誌，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