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
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母親在我心中就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那時父母工作都很忙，孩子都送到幼兒園寄宿，隻有星期天才團聚一下，大人和孩子之間的交流很少。當然，比起父親來，母親單獨與我相處的時間似乎還是要多一點兒，送我去幼兒園，帶我去看病，都是母親的事。有一年夏天，大約是上小學之前的一個暑假，我與母親兩人在報社的幼兒園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母親是幼兒園的園長。記得那時母親每天上班，忙於工作，我則和一幫比我小的孩子在園裏到處亂跑，爬樹、捉金龜子、捉蜻蜓和蟋蟀，安靜時就胡思亂想。有一天忽然想到，所有的人都得長大，變老，最後是不是都會死呢？我一下子恐慌起來，如果人都要死，那麽我無疑也會死的了，人死了，豈不是什麽都沒有了？晚上我問母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她說是的。我說，我不想死，然後就哭起來。哭了一會兒，我又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問：“醫生也不能救我嗎？”母親說：“不能。”
我說：“那你也要死的嗎？”母親回答：“也要死的。”我徹底絕望了。從母親生硬的口氣裏，我感到一種生分和殘忍，同時又感到一種崇敬，覺得能夠像母親那樣冷靜地麵對死的問題，真是了不起。以一個六歲兒童的眼光，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隻是在四十年後，當我讀到母親自己寫的早年傳記時，我才明白，當時才三十歲出頭的母親，有著複雜而痛苦的經曆，可以說已經死過好幾回了。
但命運對母親顯得太不公平，注定她一生要充滿磨難。自那以後不久，我的父母和報社一大批虔誠的共產黨人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接下來是母親下放衡山勞動改造，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饉和外婆的去世，在“文革”中又繼續挨整，下放福田“五七幹校”，兒女一個個由於“家庭問題”而失學、下鄉……更不用說幾十年間全家作為“雙右派家庭”在社會上受到的歧視和人格上受到的欺淩了。母親出身貧苦，物質生活的匱乏和肉體上的折磨她都能坦然承受，最無法接受的是年輕時代豁出性命去追求的理想被玷汙、被褻瀆。但她頑強地活過來了。她沒有什麽文化，隻識得幾個字，進過短期的幹部文化補習班，能寫信和記日記。父親總是說她“頭腦簡單”“不懂政治”，她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她才能以一個中國傳統女性的堅韌和樸實麵對生活中種種難以忍受的壓力，而不願意進入政治鬥爭的遊戲圈。她成為“右派”的理由最簡單不過了，並不是由於有任何“鳴放”言論，而僅僅是由於不肯跟父親“劃清界限”（離婚），認為父親和自己沒有錯。母親天性正直，具有平等思想，這一點甚至比知識分子的父親更強。在家裏，母親對待我們兄弟姐妹一視同仁，雖然她內心更喜歡男孩，但她從不表露這一點。也許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她，女孩子在家裏受到歧視是什麽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