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日常生活的普通交往中說真話的原則，大概最好不過於用一般人都知道並且瑣屑的事例來進行說明，那就是主人吩咐仆人謊稱自己不在家。沒有道德相關問題同政治學無關；有些個人的錯誤，由於影響廣泛，而損毀了道德和政治正義的基礎，本書在這裏和其它地方[1]用少量篇幅進行駁斥也並非毫無價值。不必提及的是：在具有更為全麵而抽象性質的討論中，這種思考還可以提供一些趣味和輕鬆。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依照眾所周知的道德原理，把自己擺在那個去擔當這個無禮任務的人的地位上。我們中間有誰會願意親自去做呢？在我們的父親或兄弟確實在家的時候告訴別人說他們不在家呢？難道我們不為說出這種卑俗的謊話感到羞恥嗎？那麽我們自己逃避去做的不光彩的事情，我們要求別人去做，這合適嗎？
不論我們用什麽詭辯來解釋自己的行為，仆人當然了解我們教給他的是句謊話。它隨帶著所有虛偽。他必須精通偽善，才能熟練地加以實踐。他以厚顏無恥來達到主人的目的，或者換句話說，達到騙人的目的。他用同樣的手段，壓製住了自己思想上的譴責，掩蓋了他不能不感受到的羞恥。在他能圓滿地完成這件事情以前，他必須完全拋棄了講話時的坦白和表情的率直。有些缺乏教養的訪客，不做進一步的盤問是不肯馬上接受這種回複的；還有些訪客是仆人所不認識的，卻同主人不拘禮節，因而認為有資格對仆人的否定回答回以懷疑的不屑。這兩種假定情況的任何一種，仆人都不得不擺出一副更加傲慢的神氣，還更要拿出搪塞的本事，否則他的狼狽就會更加明顯和卑劣。當他在一件事情上受到這種讓人墮落的教導以後，誰能保證它不會對他的一般行為產生不良的影響呢？但，有人說：“這種謊言是必要的，沒有它，人類社會的交往就不可能正常進行。我的朋友某一次拜訪我可能在我最不方便見他的時候；而這樣做就提供了選擇的餘地，一方麵不致使我的事情完全交由隨意的訪客去支配，另一方麵又不至於以一種無禮的拒絕來冒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