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研究一下君主政體；我們先假定君主的繼任是可以世襲的。既然這樣，就更有利於我們研究那個打一出生起就被置於萬人之上的貴人。
國王的抽象概念具有極其重要和超乎尋常的性質；盡管因為偶然受到了教育，這一概念從幼年時起就被我們所熟知，但或許多數讀者仍能記起那個時候，它使其感到驚訝，使其大惑不解的時候。十分明顯地，某種政權是必要的，而且個人必須為了整體的利益，犧牲一部分使他成為自己言行主宰的那種神聖而重要的權利，下一步就必須考慮用什麽權宜之計來取代這最初的主張。這些權宜之計之一就是君主政體。每個人所關心的是：他的個性應該盡量不被侵犯；更不允許由於肆意妄為、險惡狡詐，或者忿怒、偏私和衝動而遭受侵犯；從社會每個成員的特權當中征收來的這種權力，必須有節製、審慎地使用。因此，毫無疑問，把這種寶貴的東西交給一個人保管，是一種絕對大膽的冒險行為。如果我們仔細考慮一下人類的能力，不管是體力還是腦力，就會發現他們更適合於監督私人事務，給予別人偶然的援助，而不適合於接受正式委托去管理數百萬人的事務並守候他們的幸福。如果我們還記得人類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平等，那把一個人安置在跟他的同類距離如此懸殊的地位上，顯然就是對這一原則極為粗暴的侵犯。那麽讓我們來看看這樣的人通常是如何受教育的，或者他們期望受到怎樣的教育，他們對擔任這一高位準備得有多好。
人們通常認為：“一切非凡的美德必然是在逆境中養成。法國的亨利四世和英國的伊麗莎白，在登上王位之前，都經曆過重重磨難。艾爾弗雷德的出眾美德曾被野蠻時代的朦昧曆史記載過，他曾在流浪和逃亡的生活中飽嚐辛酸。即使弗雷德裏克和亞曆山大的那種瑕瑜互見的，總的看來是有才無德的品質，也並不是沒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就形成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