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為了影響民意而經常采取的一種幹涉方式還包括在教育這個項目上進行不同程度的監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監督教育的想法獲得了幾位熱心擁護政治改革的人的支持。因此，關於這種監督究竟適當與否的問題就更值得細致地加以探討。
關於支持這種觀點的論證，我們早已料到：“被任命為地方官的人，其責任就是為人民謀福利，他能夠有理由忽視培養幼兒思想而讓它未來的高尚或墮落聽由命運支配嗎？要使熱愛國家和熱愛人民的思想滲透到全民性格中，最有效的辦法難道不是使這種早期的道德教育成為國家的要務嗎？如果把我們青年人完全交給他們的父母來教育，或者依靠一些個人偶然的義舉，那麽這樣教育出來的人難道不會是良莠不齊的嗎？不會是有些人具有美德，有些人染上惡習，而另外一些人又完全被忽視掉嗎？”此外，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在大多數文明國家中現行的那個原則，即認為對法律的無知不是犯法的借口，乃是極端不公正的；政府沒有理由在我們犯罪後懲罰我們的罪行，除非他預先警告過我們不要犯這種罪，如果沒有像公共教育這類性質的措施，這種警告就不會充分。”
為達到該目的而設計的任何實施方案到底恰當與否？隻能取決於設計者是否全麵考慮了其結果的利與弊。如果地方官為任何教育製度所做的努力能夠經得起考驗，證明是有利於公益的，毫無疑問他的努力將不容忽視；相反，若他們的努力將帶來惡果，那麽做這種努力就是錯誤和沒有道理的。
關於國民教育製度所產生的害處，首先在於一切公共教育機構本身都含有永久不變的觀念。它們可能努力鞏固和傳播它們所知道的對於社會有利的一切，但是它們忘記了還有更多東西有待於它們去認識。如果說在開始實行時，這些措施體現了最實際的利益，但是實行越久，它們的功效必然越少。說這些措施無效，還不能有力地說明它們的缺點。它們極力拘束人們的思想自由，把人們的思想襟固在信奉那些已被打破的錯誤上。難怪我們常會看到大學和其它眾多教育機構裏所講授的知識竟然比那些同在一個政治社會裏無拘束、沒偏見的成員所具有的知識落後一個世紀！任何方案一旦被永久確定下來，永久性就會立刻作為它的一個特征轉而徹底反對變革。雖然一種舊的世界觀的創建者在遇到一定強烈變革的情況下，可能被迫將其改變為一種不那麽陳腐的世界觀，但隨後他們就會像對待那個“舊”世界觀一樣，死守著這個“新”世界觀。智力的真正發展要求整個人類的思想盡可能快地更新，最終能夠掌握那些有覺悟的社會成員所具備知識的巔峰，並從那裏出發去追求更進一步的成就。但是公共教育卻一直在極力支持偏見：它並沒有教給學生們探求真理的堅韌精神，而隻傳授那些為可能偶然被建立起來的教義做辯護的技巧。我們研究亞裏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1]、貝拉敏[2]或大法官科克[3]，不是為了發現他們的錯誤，而是為了使自己的思想裏裝滿他們的謬論。這種特點貫穿在一切公共教育機構裏，甚至包括主日學校這種芝麻大小的機構，它們的主要課程也是對英國國教的迷信崇拜和對一切衣冠楚楚的人鞠躬如儀罷了。這一切都直接違反了人類的真實利益！這一切都必須忘掉，然後我們才能開始聰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