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就開始受到中國文化界的關注，作品零零星星地被譯成中文。最初是陳獨秀的四首五言古體譯文《讚歌》，選自《吉檀迦利》。之後是劉半農的白話譯文四首，選自《新月集》。“五四”以後，他作品的不少英譯本，被轉譯成漢語與中國讀者見麵，第一部中文詩集是西諦（鄭振鐸）譯的《飛鳥集》。此後各種對泰戈爾作品的翻譯、介紹和評述不斷出現。那些清新雋永、韻味深遠的小詩，在中國風靡一時，對中國現代作家的早期創作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泰戈爾是一位深為中國讀者熟悉、喜愛的印度詩人，他的作品在中國流傳極廣、影響巨大，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新詩的發展有著泰戈爾極其重要的功績——正是他的影響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詩”茁壯生長在中國新詩在早期白話詩之後難以為繼的荒野上。“小詩”的代表詩人冰心就自稱是受泰戈爾詩歌的啟發而開始寫作的。鄭振鐸在其譯《飛鳥集》初版序中說：“小詩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泰戈爾此集的影響的”，郭沫若也表示無論是創作還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爾的影響（參見《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詩》《泰戈爾來華之我見》等篇）。此後，中國詩壇上一種表現隨感的短詩流行了起來，如冰心的《繁星》《春水》等。其中許多富有哲理、晶瑩清麗的小詩贏得了人們的喜愛，幾乎影響了一代詩風。
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請泰戈爾訪華，他因忙於籌辦國際大學未能成行。1922年冬，梁啟超代表講學社邀請泰戈爾訪問中國。接到邀請後，泰戈爾很高興，但因身體狀況不好，將訪問推遲到1924年的春天。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一行抵達上海，由才女林徽因作陪，徐誌摩做翻譯，受到了當時中國文學界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