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的元老相繼回到上海，重新握筆殺上文壇，無疑對潘漢年是重大的激勵。尤其當他聽說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難、階級的義憤以及對再生中國的希望，一齊湧入心頭，化作澎湃的詩句，強迫他“在床頭、藤椅上把提著筆寫下一行又一行”後，他更加勤奮執筆，在《幻洲》上寫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敵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這同一時期，黨內的不少人不承認革命已經轉入低潮，麵對反革命的囂張氣焰，出於對敵人瘋狂屠殺的狂熱的複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險情緒，遂一味地要求不斷進攻，強調不斷地把革命推向**，從而形成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盲動主義。潘漢年受此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在他所主編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件”便也如連珠炮似的不斷發起攻擊，咄咄逼人地向反動勢力開火，並且也不大講究鬥爭策略一r，不時仍有擴大打擊麵的偏頗。”這恰好說明潘漢年不具有革命旗幟的素養，而僅僅是一位活動能力很強二扮演搖旗呐喊、推波助瀾的－將角色，這也就決定了他在革命隊伍中的位置。
那時，潘漢年明明知道他主編的《十字街頭》，很難見容於反動的當局，他為了表示自己的英雄膽識－一或曰不示弱於敵人，公開撰文告訴反動的當局，不怕查封《幻洲》，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半月刊一一《幻洲》。事實上不能容納大家呐喊飛聲，我們覺得在這個青年披殺的革命時代，雖含痛殊深。說話的機會總該有一個，所以我們又決定在泰東書局出版一個為我們青年說話的周刊叫《戰線》。
這件事情的發展結果，不幸被潘漢年自己所言中了，1928年1月，一幾卷八期《幻洲況》版以後，便被當局加以“反動”罪名而查禁！為此，潘漢年又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繼續向反動當局發起辛辣的進擊。他公開撰文說：“所謂言論自由，本來單指黨國要人而言，小老百姓哪裏有資格可以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