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為什麽在1929年夏秋之交突然過問文藝呢份夏衍同誌作廠如下回憶：
1927年列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爭論，其實，這之問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1＊1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幹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問北區的一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
關於黨中央是如何決定幹預文藝的，迄今未見到原始的史料。隻有從散見於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推斷出這樣的結論：直到1929年的夏秋之交，黨才對這場論爭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並且得出了論爭雙方都是要堅持革命的，在方向上並沒有原則分岐的正確結論。於是決定運用黨的力量進行幹預，要求從黨員作家做起，停止論爭，並進一步爭取把所有左翼文藝界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至於時任“文委書記”並已經兼任中央宣傳部千事的潘漢年所起的作用，由於“潘案”所累，他自己沒有留下文字記述。自然，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相繼謝世，生前誰也沒有說到潘漢年在這一重大決策中的作用。但是，根據一般的常識，以及潘漢年貫徹中央這一重大決定所做的工作，誰也不能否認潘漢年參預了黨中央的決策會議，並依然由他出麵負責向有關人士傳達落實這一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