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以後，除了處理日常政治、經濟、軍事等事務，所做的另一件要事，就是輔導他的學生——年輕的萬曆皇帝朱翊鈞讀書成才。為把這位新任皇帝引向自己所設想的境地，張居正以高度的熱情和責任感，為萬曆精選了五位經史主講，兩位書法主講，外加一位侍讀，所學內容由張氏自己親自編訂。此時的張居正，已成為塑造年幼皇帝的總設計師和處理軍政要務、身兼內外雙重職務的國之重臣，亦為整個大明帝國事實上的掌舵人。
明萬曆元年刊《帝鑒圖說》插圖“遣使賑恤”。唐史記：憲宗四年（809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兩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周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接二連三地砍了幾位宰相的腦袋，並且嚴旨後代不複設立，以免皇帝大權旁落，受製於人。但後來的君主並不像先輩那樣勤於政事，到朱元璋的兒子——明成祖朱棣時，隨著政務增多，開始讓殿閣大學士參理，宰相之權逐漸移回殿閣輔臣手中。
由於張居正成為萬曆一朝實際上的宰相兼太師，成為大明帝國最為強大堅挺的柱石，或曰帝國航船最強勁的掌舵人。因而，張氏抓住時機，鏟除一切羈絆，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進行了一係列頗有成效的改革，同時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對萬曆的教育之中，企圖按照他理想中的模式，塑造出一個全能的完人和聖主。隻是，張居正的方法過於刻薄和急躁，致使這位少年天子越來越不堪重負，性格逐漸扭曲，直至偏離航道。其最終結局是，張居正在為行將垂死的大明帝國恢複元氣的同時，也為它的徹底毀滅種下了難以治愈的毒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