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董作賓在安陽發掘工地，腳下是“殺人殉葬坑”現場（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長達一個世紀裏，甲骨文出土約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844片。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隻限於小屯、侯家莊南地、後崗三處。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蓬勃發展，甲骨文出土的地點不斷擴大，除上述3個地點外，在四盤磨、薛家莊南地、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墳東地、劉家莊北地等8個地點都出土了刻辭甲骨。已被學術界廣泛所知的是，殷墟的發掘，肇始於對甲骨文的辨識和釋讀，而自殷墟科學發掘之後，對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範圍內科學而深入地展開，一時名家輩出，大師雲集，遂使甲骨學漸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事實上，早在殷墟發掘之初，董作賓就開始了對甲骨文的係統研究，並不斷地推出研究成果。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要對殷墟出土的龜甲做係統的分析與研究。
在第三次殷墟發掘的第二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連坑”內出土了“大龜四版”。董作賓對這十分難得的材料進行了長時間的細心研究，並於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論文《大龜四版考釋》，從而奠定了甲骨文斷代體係的基礎。董作賓指出，甲骨文在200餘年間，“經過了七世十一王，這七世十一王的卜辭，必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斷代的工作，也就應運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時代的卜辭，還他個原有的時代，那麽，卜辭的價值便更要增高，由籠統的殷人兩百年間的卜辭一躍而為某一帝王時代的直接史料了”。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的8項標準：“斷代之法，應從各方麵觀察而求其會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數種：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項；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七、用字；八、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