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取證規則，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要假定任何證人能夠熟練地陳述自己記憶的內容。即便是管教兒童，也像福勒貝爾[13] 所說的那樣，“必須讓人們暢所欲言，而不能刨根問底”。這種做法在司法領域最為有效，也最難付諸實施，因為與經年累月進行教育的老師相比，法律人往往隻與證人有幾個小時的接觸時間。不過，我們必須努力讓證人暢所欲言，即便這種做法最初並未奏效，無論如何也不能輕易放棄。
首要的一點是評估證人的知識水平，然後因勢利導。當然，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使他提高到專業水平。“指導的目的”（蘭格[14]）“是為了讓學生具備更好的認知能力，讓他實現智識上的自由。隨後就需要挖掘他的‘內心想法’，並且注意不要給予過多的引導”。這些論斷包含著深刻的道理。對我們來說，培養人的認知能力並不算難事，然而，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對其進行終生教育，而是著眼於當前的特定目標。如果我們想要實現這一目標，讓證人實現智識上的自由，就必須讓他獨立地審視我們所關注的問題，讓他免受各種無關暗示和推理的影響，並且讓他感受到，外界沒有對他施加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要想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消除特定的影響，也要摒棄其他人就爭議事項向他提出的意見，還要向他說明恐懼[15]、憤怒等心理狀態可能產生的影響，究其實質，就是要讓證人能夠像沒有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之前那樣，以一種公正無偏的方式陳述事實真相。與上述因素相比，意見、評論、偏見、迷信等因素，是更加複雜的可能導致混淆和幹擾的因素。隻有當所有的積弊都被清除殆盡，證人才能具有清醒的認知，對他所陳述的內容負責，進而有資格當庭作證。
如果我們認識到第二項規則，並深入研究證人的“內心想法”，這種必要的作證準備工作就並非難事。實際上，兩個人在交談時，如果沒有意識到彼此的“內心想法”，他們就是在對牛彈琴。許多非常嚴重的誤解都來源於此。這不單單是語詞含義的變化所導致的理解偏差；實際上還涉及整個人的心理狀態。人們通常認為，隻要了解證人提到的語詞的含義，就足以理解證言的內容。實際上，這種理解隻是外在的、非常表麵的理解；隻有了解證人的思維習慣，並結合全案情況予以考察，才能對證言的內容形成真正透徹的理解。我至今還記得一起因嫉妒引發的謀殺案，最為重要的證人是被害人的兄弟，一個誠實、質樸的伐木工人，他從荒野中被傳喚出庭作證，看起來毫不愚鈍。他的證言非常簡潔、確定和理智。該案中，謀殺動機是最重要的爭議問題，當我針對這個問題進行詢問時，問這起案件是否因為一個女孩引發，他聳聳肩膀，回答說：“是的，有人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