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理解“原因”的含義，並知曉任何變化都有因可循，就會認識到，任何事件都與一係列的條件緊密相關。具體言之，一旦缺乏相應的條件，特定的事件就不會發生；反之，一旦具備相應的條件，就會出現特定的事件。鑒此，刑事學家的職責就是研究事件的原因。他不僅需要研究犯罪與罪犯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也要研究犯罪的條件之間及其與罪犯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聯；此外，還要研究罪犯的哪些個性特征導致其實施犯罪行為。關於因果關係的研究，促使我們關注其他具有相同研究旨趣的科學領域，這是刑事學家需要關注其他科學領域的重要原因。當然，刑事學家因時間精力所限，不會專注其他領域的研究，但是，他必須要研究其他科學領域使用的方法。我們要學習其他科學領域的方法，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全部。我們也注意到，有關方法的所有問題都要立足於因果關係。
無論從經驗還是先驗的角度看，我們所關注的隻是因果關係。
在某些方麵，我們的工作與曆史學家類似，就是將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納入特定的因果鏈條之中。毫無疑問，因果定律是曆史編撰領域最合適並富有啟發性的一種方法，類似地，也是法庭舉證領域非常有效的一種方法。例如：“這就是整個因果鏈條，最後一個鏈條就是A 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現在，我來呈現犯罪事實，並且僅僅納入那些能夠證明A 的犯罪行為的事件，此時，犯罪事實是顯而易見的。接下來，我依然呈現犯罪事實，這次去掉所有隻有當A 不是罪犯時才予以關注的事件，此時，犯罪事實也就不複存在了。”[5]相應地，談及因果關係的調查，因案件複雜程度不同，通常會涉及不同數量的具體事項，每個事項的完成又涉及其所涉及的特定事件，因為每個懷疑、每個陳述都需要審查核實。這項工作非常龐雜，但卻是成功查明因果關係的唯一途徑，其前提是準確梳理所有相關的事件。誠如謝爾所言：“在所有自然現象的表象背後，唯有因果定律才具有數學法則的全部力量。萬事萬物隻要有開端，就有因果關係，這是一條與人類實踐一樣古老的法則。”如果將這一命題運用於司法領域，就意味著隻要我們確信任何現象都有其原因，就無須再做不必要的無用功。相反，我們要致力於揭示事物的成因，並據此解決證人證言提出的有關問題。在許多案件中，這項工作通常包含兩個層麵（盡管不是嚴格的劃分），其成效取決於辦案之初是否已經確定罪犯的身份。如果辦案之初僅僅知曉犯罪行為，並且法官希望通過自身的調查得出客觀的結論，這種二元模式就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最為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