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所有其他學科一樣，刑法必須追問在什麽條件、什麽情形下，我們才能夠說“我們知道”。盡管人們期望對知識的確信能夠與相同的條件保持一致，但問題的答案從來都千差萬別。之所以產生這種奇怪而又非常重要的差異，取決於“我們知道”（作為一種決策）究竟是否具有實際的影響。當我們討論某些問題，例如某次戰役的地點、月球的溫度，或者某種動物在上新世的出沒時，通常會首先假設存在真實的答案，隨後就會出現讚成和反對的理由。前者的數量不斷增加，緊接著，我們突然在一些書中發現以下斷言：“我們知道這些事實。”這種斷言被寫進許許多多其他書中，即便這種斷言是不真實的，也不會造成實質性的損害。
但是，當科學試圖確定某種物質的質量、某些藥物的療效、某種通信介質的可能性、某些經濟理論如自由貿易的可行性時，則需要更多時間來確定：“我們知道情況是這樣，而非其他。”此類情況下，人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我們知道”
這一論斷將會在實踐中產生巨大的影響。與那些幾乎沒有實際影響的情形相比，在這些具有巨大影響的情形下，知識的含金量是大不相同的。
司法工作顯然會帶來具體的實踐後果。基於司法工作的要求，經常會將不完美的知識視同一無所知，因為當法官說“不”的時候，通常意味著“我們知道他不是罪犯”，也可能意味著“我們知道，現在不能完全確定他就是罪犯”。此種情況下，我們的知識限定於對不確定事項的認知，而更寬泛意義上的知識，則是指對某種確定知識的認知；但在前述情形下，認知的對象並不明確。如同其他情形一樣，知識與真理並不簡單等同，知識僅僅是主觀真理。那些具有特定知識的人，有理由認為某些事情是真實的，其他人不會提出反對意見。此時，他們會假設所有認同自己知識的人，都會為此提供正當理由。但是，即使每個人都能夠論證自己的知識，也隻能在當下提供正當理由。換到明天，整個事件就可能會呈現不同的情形。據此，與其他偵查人員相比，刑事學家很少斷言我們是在探究真相；如果我們作出這樣的斷言，我們就不會擁有公正、糾錯的製度，也不會建立刑事程序中的重審製度。謹慎起見，我們的知識隻不過是內心的信念，即基於人類的認識能力，某些事物是這樣或那樣，或者是“某些事物的條件”。附帶說明一下，我們認同“某些事物的條件”可能隨時發生變化，而且如果條件發生變化，我們會隨時重新對此加以研究。我們需要的是實質性的，但卻是相對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