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芬那留斯講了一對英國夫婦談論天使翅膀的故事。男人認為“天使有翅膀”這件事是可疑的，而女人認為這不可能。許多女證人使我想起了這個故事，我可以用它來解釋許多事。女人說“那一定是”，但又講不出理由；當她厭煩正在談論的事情時候會說“那一定是”；在感到困惑的時候說“那一定是”；當她不理解對手提供的證據時，尤其是當她迫切希望得到某樣東西時也會這樣說。而且，人們常常希望英國女人能直截了當地說出“那一定是”，但不幸的是，她們把這種態度藏在許多話裏。因此，當我們想從女性那裏學習這種“概率科學”
時，就陷入了困境。她們常常告訴我們很多令人驚訝和重要的事，但當詢問這些東西的來源時，得到的肯定是從“聳聳肩”到“滔滔不絕”。沒有經驗的法官可能會被這種肯定的表達欺騙，認為這種肯定一定建立在某些根據上，隻是證人因缺乏表達技巧而無法說出這些根據。這種情況下，法官如果要幫助這種“無助的”的證人，就會說“當然你的意思是，因為……”或者“也許因為”等，如果女證人不是傻子，她當然會說“是的”。因此，我們“顯然”得到了有根據的斷言，而這些斷言的根據實際上不過是句“那一定是”。
在涉及分歧、區別和分析的案件中，一般很少涉及女人提出的這些沒有根據的斷言。女性能夠很好地分析和解釋數據，一個人能夠理解什麽，就能成功地證明什麽。她們的困難往往在於一些綜合工作和漸進性活動，所以在這方麵她們隻是提出斷言。對這一特征的少數觀察證實了這一說法。例如，拉菲特說，在醫學檢查中，女性做不了任何需要綜合力的事情。女人對男人的判斷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因為據說她們對微小的成功比對最大的努力印象更深刻。這句話沒有不公正，也不膚淺，其指出的問題與女人綜合力上的欠缺是相互平行存在的。因為她們能夠關注特定的事情，所以就可以理解一件事上的成功，但是要不斷獲得成效以達到成功則需要兼顧很多方麵以及具有更開闊的眼界，這一點是她們不能理解的。因此，隨著懷疑程度的變化，女性言論中出現了奇怪的矛盾。比如，一名婦女今天知道了一百個犯人有罪的原因，當後來得知囚犯成功地製造了一些明顯的不在場證明時，她就試圖把一切轉到另一個方向。因此，如果起訴看似成功，辯護方的女證人往往對辯護人來說反而是最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