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每當談及中國曆史的輝煌時代，總是繞不過漢唐的赫赫武功和與之相聯係的一個個閃耀的名字，它們曆經歲月長河，已經成了一個民族的不朽記憶。在這種不朽中我們也能看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是從不缺乏尚武的傳統與精神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是無數中華男兒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
但是，自安祿山將唐王朝由盛世踢入深淵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曾經被讚為“赳赳武夫”的武人日漸成為野蠻與邪惡的代名詞，以至於到了唐王朝滅亡後的五代時期，就連“兵”“卒”等標識軍旅經曆的詞語都成為一種侮辱性詞語，甚至出現了“故世之詈（罵）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的情況。那麽，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呢？
其實，武人形象的惡化源於武人群體本身的劣化，而這種劣化早在唐代就已初露端倪了。唐朝初年，在政治上延續了“文武合一”的傳統，社會精英無論是學習文化知識還是戰陣武藝，都能進入朝廷，而文武兼備者更是大大增加了進入朝廷決策層的機會。這種在軍事活動中積累軍功，最終進入朝廷決策層甚至成為宰相的過程，傳統上被稱為“出將入相”。
但是這一傳統在武則天追逐權力的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女子身份牟取最高權力的武則天，始終麵臨著大量政敵的威脅，而這些政敵中不乏長孫無忌這樣位高權重並且在軍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實權人物。因此，武則天為了削弱政敵的勢力，一方麵大力發展科舉，並熱衷於提拔缺乏軍事經驗的官員；另一方麵則以各種名義削減軍功所能帶來的實際收益，堵塞通過軍功升遷至決策層的製度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