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者多以武帝不能徙戎，及去州郡兵備，為晉室致亂之原，其實亦不盡然。五胡雜處，特晉初隱患之一端，而非謂其時所憂，遂止於此。至於除去兵備，則正為弭亂之方。自初平以至大康，為時將近百載，人習於分崩離析者既久，資之以兵，適使其恣睢自擅耳。
當吳、蜀**平之時，為長治久安之計，所憂者自不在草野之竊發，而在牧守之專擅也。晉初急務，在得良吏以撫安海內，使久罹兵革之苦者，欣然有樂生之心；而又有信臣精卒，據要害之處，示天下以形勢，以潛消其反側之念；不在凡州郡皆有兵也。凡州郡皆有兵，必不能皆精，亦不能皆得信臣以將之，難免弭亂則不足，召亂則有餘矣。誠能如是，曆數十年，則海宇晏安，而五胡之亂，亦可徐圖消弭。
不然，縱使徙戎之計獲行，能否安然卒事，不至中途生變，尚未可知；即謂能之，而內亂既興，群思借外力以自助，既徙者安保不引之複來？自漢以降，中國所畏忌者，莫如匈奴。晉初雖遭喪亂，而劉淵見羈，卒未肯釋，即其明證。然逮東海兵起，成都即卒因欲得五部之援而縱之矣。故知內亂之與五胡，其為當時隱患，正亦未易軒輊也。北方惟劉淵崛起，頗有匈奴人思自立之意，然其所用者仍多中國人；石勒則一中國之盜賊耳；王彌等更不待論矣；故五胡之亂，雖似外患，實亦與內亂相雜也。
當晉初，吳、蜀皆平定未久，自難盡消其反側之心，而吳之情形，又與蜀異。蜀地險而富樂，自古少外患，故其民弱，而為秦、雍之流民所乘。吳則當春秋、戰國時，其人即輕死好鬥，曆兩漢之世，此風未改，第一章已言之。故自吳平之後，其民之叛晉者訖不絕。
據《晉書·帝紀》所載：武帝大康二年，九月，有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業令，遂圍揚州。晉初揚州治壽春，大康初移治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