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從元朝中後期起，中日雙方“你搶我抓”三個多世紀的“倭患”，特別是比起明朝嘉靖年間持續四十年，戰火波及整個東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亂”，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在“倭患”這事兒上卻很平靜。為何會如此，首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國情的變化。
清代年間的日本，既不是元明年間那個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也不是豐臣秀吉夢想“遷都寧波”的猖狂時代。德川幕府統治日本後，出於穩定自家權位的考慮，對外厲行“鎖國”政策。除了長崎之外，日本對外的港口全數關閉，日本船隻不許出海貿易，更不許擅自與海外往來，偷渡更是死刑大罪。隻有中國、荷蘭等少數國家的船隻可以在長崎開展貿易，還要遭到嚴密的監視。
出個國都要死刑？如此嚴密監控的鎖國體製，鏟掉了倭寇作亂的土壤。元明年間倭寇們肆意駕船“覓食”，想打劫就打劫的“好日子”從根兒上就沒了。
但拚命鎖國的日本，與對岸大清王朝之間，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其實兩者之間有著重要的共同利益——對雙方來說都無比重要的“洋銅貿易”，這就是當時“中日和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清王朝一統天下後，國家進入長久和平，但有一件大事關乎國家穩定：銅錢。要發行銅錢，就需要大量的銅，清王朝的產銅地集中在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產量有限不說，運輸更是十分困難。可這事兒每年稍耽誤一會兒，極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錢荒”。
而與地大物博卻缺銅的大清不同，日本雖說窮得叮當響，日用品要啥沒啥，可金銀銅等貴金屬產量卻十分豐富，可以說“窮得隻剩錢”。而且雖說鎖了國，但對中國的各種貨物，日本社會需求量也極大。
那怎麽辦？拿銅換吧。所以，自1683年，隨著清王朝平定台灣南明政權，中日雙方也就心照不宣開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洋銅貿易”。每年大批中國船隻從寧波、廣州等港口出海，滿載著生絲等貨物直奔日本，換取大量優質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