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餘秋雨先生首倡“深圳學派”快15年之後，該提法首度正式出現在官方文件《關於全麵提升深圳文化軟實力的實施意見》（深辦發〔2010〕4號）中。報道依然熱鬧，輿論依然嘩然，深圳學派“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局麵依然沒有根本改觀，甚至何為深圳學派、為什麽要推深圳學派等常識性問題依然糾結未已，更遑論深圳學派如何落地、如何做實了。
“學派”英文為“school”，源於希臘文“skhole”，本義為“躊躇、阻止、抑製”，引申義為“空閑，閑暇”。古希臘擁有“閑暇”的人大多為貴族和男性自由民。在充足的閑暇消遣時間中，這些“閑人”要麽作詩、作曲、繪畫、聽音樂、健身、打獵，要麽探討自然科學和哲學，尤以相互討論學問和辯論真理為時尚。“閑暇”成為古希臘學問的源頭。
深圳的學問，看來不會是因為有“閑人”、有“閑暇”。《因特虎深圳告白》（2001）曾經說過：“近年來，忙裏偷閑的深圳人已漸漸有喘息回眸的感懷，有心平氣和的商量，有娓娓道來的言說，有細細揣摩的思想。有的興之所至零零碎碎，散見於報紙雜誌；有的深思熟慮規規整整，形成了專著文章。”這是事實，但是，靠閑人、閑暇成就深圳學派，則基本上不靠譜。
深圳的學問更近於希臘文“skhole”的本義：躊躇、阻止、抑製。暗合司馬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之謂。深圳學派不會是師承性學派，深圳沒有柏拉圖。深圳人不認大腕，也不會隨便認大師。說餘秋雨的深圳遭遇是毀譽參半都算客觀，沒下地獄，也沒被擺上神壇。深圳學派會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學”成於一時一地，而“派”則無時間、地域之囿。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深派”亦非皆深圳人（語源：楊誠齋、魯迅）。深圳學派，屬於問題性學派。集成全人類的智慧來創造性地解決深圳生存與發展中麵臨的當下及深遠問題，這就是深圳學派的原點與原意。搞活經濟，振興工商，遂興商學、經濟學；改善公共治理，建設公民社會，就需要新的政治學、社會學；“大運會”要向全世界介紹深圳，證明“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那就需要對深圳作一個全球視野下的觀照，並且有一個適合全球語境的詮釋。眼下，深圳在國內外經常“失語”的尷尬，正好說明：深圳學派不是源於“閑適”，而是源於“焦慮”；不是因為有“閑暇”，而是因為有“隱憂”。遠慮近憂，成就人類真正的學問。深圳學派“排憂解難”的深度、廣度、強度，彰顯其自身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