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城市在行會的支配下，曾實行特殊政策，即所謂城市經濟政策。其首要目的為維持傳統的職業機會與生活機會，其次是盡量使周圍農村屈服於城市的利益，通過獨占權及強製使用市場來實現。它還試圖阻止競爭並阻擋大企業的發展。無論如何，雖然有此種限製，仍發生了商業資本與工業行會勞動之對立，因此孕育了家庭工業及近代無產階級之先驅的工人階級。在民主政治支配下的古代，則完全沒有此種現象。的確，在上古或許曾有過這類情形的遺跡，例如羅馬西弗勒斯（Severus）王軍製度中的工人、手工業者、軍隊鐵匠等，可能均屬此類殘存。在民主政治充分發展的時代，卻未曾找到關於此類事情的任何記錄，直至羅馬時代後期，才逐漸發現若幹痕跡。因此可知控製城市的行會與行會政策在古代是沒有的，亦沒有直至中世紀末期才產生的資本與勞動之對立。在古代，雖無此勞資之對立，卻有地主與無土地者之間的對立。“無產階級”一詞並非如蒙森（Mommsen）所言，指隻能以生育方式服務國家之人；而是指土地所有者或完全被剝奪繼承權的後代，即有完全資格的公民之後人。古代的一切政策均在防止產生此種無產階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故限製因債務而墮於隸屬地位，並緩和債權，古代所謂的對立，大抵為城市債主與農民債戶間的對立。在城市內居住著放貸的貴族，在鄉村內則居住著有借款的窮人。就古代的債法而言，此種關係很容易使債務者喪失土地，變為無產者。由於上述原因，古代城市並無中世紀的生計政策，隻有確保一般人所賴以生活兼能使其進行全副武裝士兵的土地之軍事政策。故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絕非近代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方案，它們的目的完全是軍事性質的，是維持市民軍隊、廢止傭兵的最後努力。在中世紀時，貴族的對立者一方麵為企業者，另一方麵為手工業者；而在古代，則常為農民。與對立關係不同的，為古代城市與中世紀城市之劃分的不同。在中世紀城市中，貴族須加入行會；在古代城市中，須加入村落、部落、地主之轄區——地主與自耕農同受法律的管製。在中世紀時，他們須工人化；在古代則須農民化。古代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還有一個特征，即民主政治內各階層的交替。最初，武士階級掌握權力，能夠自行提供充分的武裝，因而可用作前線戰鬥的人。之後因艦隊政策的結果，古代的某個時期，尤其是在雅典，由於必須全體人民參加才能組成艦隊，無產者階層曾掌握了支配權。雅典的軍國主義使水兵在國民會議中取得了優勢。在羅馬，至西姆布賴人與條頓人入侵時，第一次出現了相似的情況。但它並未使士兵獲得公民權，僅發展成由元帥統領的職業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