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文人命運初唐四傑：帝國在上升，而天才在沉淪
公元618年，唐朝開國。一年後，619年，駱賓王出生。又十餘年後，盧照鄰出生。又十多年後，650年左右，王勃和楊炯同年出生。此四人，是初唐詩壇最亮的四顆星。但他們的命運，卻比沒有星光的夜，還要黯淡。
聞一多說，“初唐四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
到693年左右，當四人中的楊炯最後一個離世的時候，唐朝的國運一直處於上升期，治世、盛世呼聲不斷。
可是，帝國的狂飆，並未開啟個人的幸運之門。那些天縱之才，一個個活成了天妒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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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傑中，命途多舛是“標配”，但仔細一想，盧照鄰的人生絕對是最悲苦的。
盧照鄰出身範陽盧氏，常為自己是“衣冕之族”而感到自豪，但就像出身弘農楊氏的楊炯一樣，他們隻是豪門望族裏，被遺忘和冷落的支係。出身可以給予他們更多的家風熏陶，卻不能給予他們更多東西。
盧照鄰是憑才華當上了鄧王府的典簽（掌管文書）一職。鄧王李元裕是唐高祖李淵的第十七子，曾在王府中公開說，西漢梁孝王有司馬相如這樣的大才子做幕僚，而盧照鄰就是我的司馬相如。
但縱有鄧王的欣賞，滿腹才學的盧照鄰仍然不滿於現狀。他有一股建功立業的衝勁，卻始終找不到安放的位置。
他眼中的帝都長安，盡是王侯貴戚的驕奢**逸和權力傾軋。在傳世名作《長安古意》中，他對長安的名利場進行了渲染鋪陳，末了，他寫道：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