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獻”的銀子後，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駐在揚州天寧寺行宮的乾隆大帝，給14名來自徽州的鹽商各自頒賜了官爵。
對此，乾隆大帝滿意地說：“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
為了此次加官晉爵，14名鹽商具體“捐納”了多少銀子“效忠”，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對於揚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早有耳聞，當時，揚州徽商總資本至少有5000萬兩銀子之巨，而清朝經濟在乾隆時期號稱盛世，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以至於乾隆皇帝感歎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而讓乾隆感慨萬千的“富商”，主要指的就是來自徽州地區的徽商，作為一個商幫，徽商會賺錢，也敢於“捐納”：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誌道（1743—1801年）為例，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就先後向清朝政府“捐納”了2000萬兩白銀和12萬石糧食（約合1440萬斤）。
此一時期，徽商，是大清帝國毫無疑問的第一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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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於明朝中葉。
對於管轄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這裏向來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諺語，由於可用耕地奇缺，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於難以自足的狀態。
晉代時，徽州（新安郡）當地人口僅有5000戶，然而隨著晉室南遷和南北朝時期的持續動**，北方士民開始不斷南遷，此後，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北宋靖康之變後，南遷的中原人民不斷補充著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經增長到了12萬多戶，到明代時，徽州人口進一步飆漲至56萬戶，到清末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達到了247萬人，由於人多地少，謀生艱難的徽州人被迫沿著新安江等水道大規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拚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