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偶被一個經常召開這樣那樣會議的地方通知去參加一次座談會，也可以說是“懇談會”。目前“談”而不“懇”的會很多，很流行；“座”而不“做”的會也很多，也很流行；故強調是“懇談會”，以示區別。
有位年長的知識分子悒然鬱然慨慨然地痛陳時弊。
主持會議的人問：“那麽該怎樣是好呢？”
答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知識分子應積極地參政議政！”
於是知識分子們紛紛頷首不已，除了最年輕的一個我而外。當時我這個寫小說的人，很沒把握覺得自己便是一個知識分子了……
“你怎麽看？”有人問我。
我說：“我做的事很普通，很微不足道。我被抬舉地叫作‘文化人’。被叫作的根據是我仍寫著小說，所以我要繼續把小說這行當好好做下去，否則，連‘文化人’也不配再是了，更遑論是什麽‘知識分子’了。而我這個‘文化人’，是從來沒想過從‘政權’這麽重大的方麵對國家有所奉獻的。自思絕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除了寫小說，倘還自認為可做些有益於社會的事，那也不過就是——周圍同事鬧意見了，我幫著調解調解；左鄰右舍產生矛盾了，我給說和說和；單位領導和群眾在某件事的主張上不一致了，我起點兒溝通作用；朋友們有困難了，充當個熱心人的角色；誰家裏遭遇不幸，送去點兒安慰和友情；兩口子鬧離婚，勸他們慎重考慮考慮……如此而已，僅此而已。還要盡到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兄弟的種種家庭責任，實在已是覺著活得很累了，再不敢往自己身上攬扯什麽使命了。強攬硬扯到身上，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眾人一時沉默，少頃有一人道：“這是典型的小知識分子的活法。舊社會的私塾先生就常充當這樣的社會角色而欣欣然。”